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是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在一个历史的维度上发挥出来的，在历史中流传。

第二段垂纶秋渚长江浩荡，举棹趁西风，箬笠簑衣，每向水深际侣渔虾，湖南湖北是生涯。得鱼贯柳而归，乐觥筹。

本文先据吴景略传本简要分析该曲表现曲意的方法，再略及两本之异同。（《琴曲集成》第9册，第1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商、徵两种音都带有咏叹色彩[明人张进朝论商调音云：是意考之商数，七十有二声，阳中之纯阳也。第九段适意全生渔乃喜曰：不惟萃老溪山，还期异日得志见龙颜。《渔樵问答》亦称《渔樵》或《金门待漏》，自萧鸾《杏庄太音续谱》（1560）刊布以来，超过三十部琴谱相继刊载[参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总表》，第24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

不如轻轻束担[轻束担，《太音希声》渔樵活计。）]步入云窝，过些羊肠鸟道，闻些猿啼鹤唳，恍似王质也烂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

可以看出，尽管冯契、肖萐父等人对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过程有着不同的认识，但都是在接受了列宁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的理论情况下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做法，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面，是有片面性的。73(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7页。王国维于1906年写了《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对张之洞等人的分科大学章程进行了批评，认为其最大缺点即没有设立哲学一科。

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47所谓中国哲学的史也就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在中国的哲学史则是在中国发现的哲学史。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并无条理系统，需要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来把这种条理系统地揭示出来。

冯友兰在1980年为此书写的自序中说: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再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与西方抽象的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1)36黄遵宪把哲学引进中国以后，对中国的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都纷纷开始研究哲学，如梁启超1899年就曾在日本介绍康有为的哲学，蔡元培说自己丁戊(1897—1898年)之间，乃治哲学(2)37，王国维也说研究哲学，始于辛壬(1901—1902年)之间(3)38，等等。1912年，北京大学成立哲学门。

39(4)参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3)6而其实质是对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联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基本问题的反思。1979年会议讨论的重点也是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其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对日丹诺夫观点的检讨。32(2)参见张世英《程朱陆王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史哲》1992年第5期。

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随着封建皇权制度的解体，经学的瓦解也是必然的过程。

既然哲学是一个家族相似的观点，那么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当然可以被称作中国哲学。每一个圆圈都是这一发展的一个环节。

54(2)彭国翔:《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4期。(3)50如果说刘笑敢讲的反向格义是狭义上的，即以西方哲学的某些具体概念来分析中国哲学，那么张汝伦说的反向格义则是广义上的，即按照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门类来研究中国哲学。但这种认识究竟是不是中国哲学自我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因此，王阳明以心体转换性体，蕴含着从形而上的本质向个体存在的某种回归。所谓形式问题，就是中国古代学术没有形成系统的记载。除了指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意义外，汤一介还指出应该从分析概念范畴的含义及其发展、分析哲学家的概念范畴体系、分析中外哲学概念范畴的异同等几个方面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天道、人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构想。

有的学者则从原创性叙事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

在对中国哲学研究反思的过程中，中国哲学逐渐回归自我，建立自主性。47(1)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

(2)49在刘笑敢的基础上，张汝伦进一步指出，按照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反向格义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70(1)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哲学分析》2011年第4期。

33(3)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16页。49(2)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对于仁说历史的回溯是为了当代仁学建构提供理论基础和根据，没有对原仁的显现，就没有当代仁学建构的伦理基础;没有以生为仁的宇宙论意义，没有朱子以仁为流行统体的思想，也就没有仁体的当代建构的来源和根据(1)68。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义理学史呢?冯友兰认为，这一做法在原则上本无不可，但从近代学问发展来看，中国义理学史则不能与近代的学问相联系，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

(1)2庞朴的这些论述虽然还夹杂着时代烙印，但毕竟从文革否定孔子的氛围中迈出了一大步，为后来的孔子和儒学研究奠定了基础。66(1)牟钟鉴:《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4页。

但如果把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指西方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名称便不成问题了。进入专题： 中国哲学 。

因此，在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创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这种研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牵强，但却反映了当时学者对于突破日丹诺夫教条主义的某种努力。

在他看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才能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因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势必要突破这个框架，寻找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哲学。23(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8、47页。(1)73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金岳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种根本态度:一种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关系;另一种则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在中国发现的哲学。金岳霖在1930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

张世英是我国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其在1989年就开始把老庄与尼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从尼采的利己与《老子》的贵身、尼采的善于无知与《老子》的绝圣弃智、尼采的醉境与老庄的道、老庄的玄览坐忘与尼采的远观四个方面来比较二者的异同。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哲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了解过去哲学家的思想，而且也是为了给我们现代的社会生活提供借鉴。

在东京大学校中设有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其中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4)7对于日丹诺夫的这种观点，当时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对日丹诺夫的观点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当时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学者都持这种看法，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以冯友兰、任继愈等人为代表;一派则维护日丹诺夫的观点，以关锋为代表